摘要：翻译批评具有沟通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并促使两者实现互动的功能，对翻译理论建设而言意义重大。本文借助事件理论的相关概念，以我国翻译批评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红与黑》汉译讨论和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文学外译批评为例，一方面深入分析具有事件性的翻译批评在翻译理论的建构与深化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从契机、驱动力、主体等维度探寻翻译批评事件得以构建的主客观要素，以期促使翻译批评更好地展现其应有价值。

关键词：翻译批评; 事件; 翻译理论; 建构; 

文献来源：刘云虹.文学翻译批评事件与翻译理论建构［J］.外国语,2021(1):106-114.

科研助力 | John Benjamins 翻译学国际期刊投稿及订阅方式

当前中国学术界对理论创新问题有很多思考，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为此进行梳理和反思，力图寻求理论拓展与深化的新路径。就翻译领域而言，由于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性活动，翻译理论的产生必须依赖于翻译实践，翻译实践是翻译理论得以建构的源泉。可以说，如果没有对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性思考，所谓翻译理论的创新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连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纽带，翻译批评具有沟通并促进两者实现互动的作用，因而对翻译理论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通过对译本的分析，对翻译现象的关注以及对整个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的考察，翻译批评发现翻译实践中的普遍性问题，凸显出翻译实践中遭遇的困难、疑惑或危机，不断加深对翻译的认识与理解并促使译学界对翻译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推动翻译理论建构不断获得新的动力，实现新的突破。总体来看，由于自身理论建设相对薄弱，翻译批评往往因其不在场或缺乏活力而遭受诟病。尽管如此，在我国翻译理论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发展历程中，翻译批评对翻译理论的建构价值不容忽视，尤其是具有事件性的翻译批评，以其创新的意愿与力量，对翻译理论的生成与不断深化发挥着积极作用。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事件转向，海德格尔、福柯、拉康、德勒兹、巴迪欧、齐泽克等思想家纷纷把关注目光转向事件，对事件引发的哲学问题与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在此背景下，希利斯·米勒、阿特里奇、伊格尔顿等文学理论家将“事件”这一哲学概念引入文学批评，把文学作品既视为事实，也视为行动，着重于从文学的生成性、行动力及策略、意图与效果之间的复杂关系等不同角度对文学事件加以讨论。在《事件》中，齐泽克提出事件的一个基本属性在于，“事件总是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齐泽克2016:6)。如学者所言，从事件的角度看待文学，能够突出文学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何成洲2020:163)。可以说，作为一种建立在理解和对话基础上的评价活动，翻译批评不仅构成评价的事实，也意味着评价的行动，蕴含着“批评”一词与生俱来的反叛精神与批判意识，指向能动的过程及其创造性结果。将翻译批评作为事件看待，同样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凸显翻译批评的行动者姿态及其沟通理论与实践、促进翻译理论走向深入的导向性和生成力。本文以我国翻译批评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红与黑》汉译讨论及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文学外译批评为例，从事件的角度予以探讨，一方面力求揭示翻译批评对翻译理论的建构力量，另一方面借以思考如何构建翻译批评事件，以促使翻译批评更好地展现其推动翻译理论创新的价值。

在德勒兹的事件哲学中，奇点和问题性是两个重要概念。《意义的逻辑》之系列9专门就“问题性”展开论述，德勒兹开篇便明确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理想的事件?”，对此，他回答道，“这就是一种独特性。或者说一系列独特性和奇点，它们构成一条数学曲线、一个有形的事态、一个具有心理特征和道德品格的人。它们是尖点和拐点;是瓶颈、结扣、火源、中心;是熔点、凝结点、沸点;是泪点和快乐点，是疾病点和健康点，是希望点和焦虑点，是所谓的敏感点”(Deleuze 1969:67)。可以看到，在德勒兹那里，事件就是奇点，它是突兀的，尖尖地竖立，它又是转折的，似皱褶般迂回翻转，拒绝在既定结构上平铺直叙，它还是性状的改变，是强烈的生存体验。总之，如德勒兹所言，事件或奇点“与常规相悖”(Deleuze 1969:67)。尽管不同“寻常”，但奇点却居于中心或关键位置，它具有敏感性，以对问题的敏感而激发理性的思考。因此它与问题性密切关联，它使问题得以表征，使问题赖以形成的条件得以确立。“事件的样态，是问题性”，德勒兹认为，“这不意味着存在一些有疑问的事件，而是说事件特别关涉问题并确定其条件”，事实上，“一个问题只能由表明其条件的诸多奇点所确定”(Deleuze 1969:69)。德勒兹强调问题性在事件框架内的积极意义，反对将其看作主观性的不完善，他指出，“我们应该与一种长期以来的思维习惯决裂，它令我们将问题性视为一个认知的主观范畴，视为一个经验时刻，该时刻仅表明方法的缺陷，表明我们所处的无法预先知晓这一可悲的必然，它将随着知识的获取而消失”(Deleuze 1969:69-70)。因此，德勒兹强调，“事件本身具有问题性和问题化倾向”(Deleuze 1969:69)。

作为中国翻译批评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批评事件，《红与黑》汉译讨论表现出显著的问题性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围绕《红与黑》汉译为代表的名著复译现象，评论界出现了不同的反响，各方观点相持不下，形成了针对《红与黑》多个译本的种种争议，涉及《读书》《文汇读书周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多家报刊及赵瑞蕻、许渊冲、方平、罗新璋、施康强、郭宏安、许钧等众多知名翻译家和学者。借助舆论对《红与黑》汉译的热衷，1995年4月，《文汇读书周报》编辑部与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联合发起了《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征询，将《红与黑》汉译讨论推入高潮，引向更为激烈的观点交锋。整个《红与黑》汉译批评事件的一个奇点由此生成。翻译批评的惯常路径是文本比较，该意见征询虽同样涉及文本比较，但却在设置比较前首先就读者对《红与黑》汉译的基本看法提出了10个问题:1)《红与黑》多次复译，现已有十几个版本，您对此现象怎么看?2)文学翻译应着重于文化交流还是文学交流?3)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是否应尽量再现原作风格?译者是否应该尽量克服自己的个性，以表现原作的个性?4)文学翻译语言应该带有“异国情调”，还是应该完全归化?5)有人认为文学翻译首先应该求精彩而不应求精确，您认为对不对?6)有人认为文学翻译可多用汉语四字词组，您的看法如何?7)文学翻译是否应该发挥译语优势，超越原作?8)有人认为文学翻译是再创造，再创造的最高标准是“化境”，主张一切都应该汉化，您怎么看?9)您喜欢与原文结构比较贴近，哪怕有点欧化的译文，还是打破原文结构，纯粹汉化的译文?10)您主张译文与原作的等值，还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就此而言，《红与黑》事件从形式层面首先表现出明显的问题化倾向，提出了与《红与黑》汉译活动密切关联的翻译风格、再创造及其度、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当然，《红与黑》汉译讨论的问题性不仅局限于形式，也远非只与《红与黑》的翻译相关，而是更深层次地涉及并关切翻译活动的根本性问题和基本原则，正如许钧所说，“从《红与黑》一部书的翻译推开去，其中的许多曲直是非，是当今整个译坛种种倾向的浓缩”(许钧2011:16)。

通过问题的提出及其探讨，《红与黑》汉译讨论以翻译实践经验与翻译理论思考之间的深刻互动为基础，深化了人们对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认识，为翻译理论研究“实现质的飞跃”(袁筱一2014:5)进行了强有力的推动。

1)揭示翻译方法背后的立场与伦理内涵。《红与黑》汉译讨论的焦点问题是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议，“等值”与“再创造”、“异国情调”与“归化”、“欧化”与“汉化”等二元选择都与之息息相关。曾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沸沸扬扬的‘《红与黑》事件’所争议的似乎是一个假问题。‘假’问题的说法似乎有点过分，但这个问题的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关‘直译’‘意译’的问题，自汉译佛经以来到21世纪，一直有人议论，但始终没什么结果”(赵稀方2009:235)。姑且不论问题是真是假，若回顾事件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在事件进程的推动下，翻译家们对批评者和读者就《红与黑》翻译提出的看法或质疑积极予以回应，无论说明、解释，或商榷、反驳，并不限于从语言层面对译文在遣词造句上的选择加以分析，而往往更注重表明各自的翻译观、翻译立场或翻译原则。如意译派代表许渊冲先生在《红与黑》译者前言中重申自己的翻译观，他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译作和原作都可以比做绘画，所以译作不能只临摹原作，还要临摹原作所临摹的模特”(许渊冲2011b:255)。正是在此文学翻译“认识论”的基础上，他进而提出翻译再创造的“方法论”和翻译哲学中的“目的论”，并在翻译过程中践行其“化之艺术”。再如直译派代表郝运先生，虽不专门研究翻译理论，但他对翻译中必然面临的选择有明确的认识和原则，对翻译活动也有鲜明的价值追求，他表示，“我从事法国文学译介工作时间不算短，但始终不敢好高骛远，只追求一个目标:把我读到的法文好故事按自己的理解尽可能不走样地讲给中国读者听。我至今认为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候原作十分精彩，用中文复述却不流畅，恰似营养丰富的食品偏偏难以消化。逢到这种情况，我坚持请读者耐着性儿咀嚼再三，而决不擅自用粉条代替海蜇皮”(郝运2011:45)。短短几句话，实际上也蕴含着译者作为文化“摆渡人”所秉持的文化交流观。这让我们看到，作为翻译方法，直译也好，意译也罢，都不会孤立地存在，而总是由一定的翻译立场所决定。这一点，《红与黑》汉译讨论的策划与组织者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作为讨论成果的《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一书的“代引言”中，许钧多次指出众译家对原作语言特色与风格的不同处理方式是各自翻译原则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各自的翻译观，他强调，“《红与黑》汉译证明，翻译不仅有理论，而且有不同的理论和观点;翻译不仅有理论指导，而且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有了不同的实践，出现了风格殊异的译文”(许钧2011:9)。实际上，作为翻译方法的直译和意译也不会截然相对地存在，而是一种有机互补，只有作为一种立场，两者才呈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姿态。进一步而言，翻译立场也非凭空产生，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伦理内涵。这一点也在《红与黑》汉译批评事件中得以深刻揭示。

2)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推动我国翻译研究的“译者转向”。《红与黑》汉译讨论中，通过对谈、通信、专论和问卷调查等形式，翻译场域的各主体要素之间就文学翻译所涉及的多方面问题深度交流与探讨，形成了积极的互动。这样的互动既前所未有地架设起译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也将学界的关注引向译者，使译者的不同声音得到倾听，对翻译方法背后的立场和伦理内涵的揭示更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与能动作用得以彰显。这场讨论“充分展示了正反双方对于翻译的认识，以及对具体翻译过程的极具个性化的见解，为中国翻译学界的译者研究提供了最直接也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王东风2011:22)，为译学界在文本、立场、视域、语境等翻译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深入探寻译者主体拓展了空间，具有观念上与方法上的双重意义。正如有学者敏锐地洞察到的，《红与黑》汉译讨论的一个先进之处就是“在中国译学界开启译者转向”(王东风2011:22)。借由《红与黑》汉译讨论所关注的翻译主体问题，译学界逐步认识到译者在翻译整个动态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也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关注翻译主体在深化对翻译活动的理解及推进翻译理论建设上的重要性，并在此领域展开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索。以我国译学研究的重要刊物之一《中国翻译》为例，该刊2003年第1期专门设立了“翻译主体研究”专栏，并在此后的两三年间刊登了多篇以“翻译主体”为研究内容的学术论文，从不同理论视角对翻译主体问题进行了多元化思考，如许钧的《“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査明建和田雨的《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穆雷和诗怡的《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屠国元和朱献珑的《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陈大亮的《谁是翻译主体》等。仅就前两篇来看，据中国知网2020年8月3日数据，第一篇论文下载12849篇次，被引2044篇次，第二篇下载22164篇次，被引2955篇次。可以说，这些研究成果本身也在国内翻译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翻译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

3)重视翻译的文化属性，凸显文字、文学与文化的和谐统一。文学译介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与有效途径，《红与黑》汉译讨论中各方争议颇多的“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绝非只在于文字和文学层面，而是与其背后的文化息息相关。许渊冲曾借助英语中literal translation和literary translation的区别，专门撰文探讨了“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他特别以《红与黑》中的“魂归离恨天”为例，认为这一译文是比文字翻译更高明的文学翻译，不仅精确而且精彩，并就此对中国文学翻译界应“何去何从”提出疑问:“到底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坚持自己洋泾浜式的‘翻译腔’，还是参考国际和国内舆论，改文字翻译为文学翻译呢?”(许渊冲2011a:60)针对这样的质疑，许钧着眼于文字、文学、思维方式与文化之间的统一关系，认为要通过文学作品了解西方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特色，从而达到中外文化交流的目的，“就离不开对西方文学作品的语言表达习惯和形式价值的把握和传达”(许钧2011:20)。因此，他明确指出，“当我们读到带有‘欧化’倾向的西方文学作品时，不能简单地贬之为‘文字翻译’，也许这种翻译正是体现了一种传达异域文化、风俗、思维、审美的追求。而我们读到纯粹‘汉化’，不带一点翻译痕迹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时，我们也不要轻率地就褒之为‘文学翻译’，因为若过分‘汉化’，原作所蕴含的异国情调，所承载的异域文化，就可能被冲淡，甚至被取代了，就达不到交流的目的。”(许钧2011:20-21)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说，“接受理论的成就在于使长久以来像睡觉、呼吸一样自然的阅读成为一个理论问题，这几乎是伴随着文学现代主义而来的必然结果，对后者来说，文本的模糊晦涩———需要呕心沥血的阅读———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作品意义的核心所在。”(伊格尔顿2017:209)推及文学翻译，译者在再现原作语言风格、文学特征时采取谨慎态度与忠实立场，其中所涉及的不单是文字或文学的问题，也并非倾向于某一方的片面文化观，而是具有文字、文学与文化协调统一、文化双向交流并重的深层次动因。《红与黑》汉译讨论在探讨与争议中所引发的一个深刻思考正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将之称为“中国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第一炮”(王东风2011:22)也不为过。

如果说《红与黑》汉译讨论以显著的问题性特征构成一起批评事件，提供了翻译理论建构与创新的生动例证，那么新的历史时期，在翻译实践日益丰富也日益复杂的发展进程中，翻译活动路径发生的重大变化则为翻译批评助力翻译理论探索提供了新的契机。

近年来，翻译在对象、内容、模式与手段等方面都发生着深刻改变，尤其在中外文明交流融合、互学互鉴的时代背景下，翻译路径呈现出显著变化。以往的“外译中”占主导的局面已转向“中译外”与“外译中”并重的态势，中国文学文化的外译与传播成为翻译活动中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领域。许钧(2015:1)指出，“在民族复兴的振兴语境中，新世纪的中西关系出现了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诉求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输出为特征的新态势”。谢天振(2015:4-5)同样认为，“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翻译的对象，还是翻译的方式、方法、手段和形态，以及外译在整个翻译活动中所占的比重，都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翻译“巨变”之一正在于“翻译领域不再是译入行为的一统天下，民族文化的外译也成为当前许多国家翻译活动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领域”(谢天振2015:5)。面对我国翻译活动经历的重大转变，文化界、评论界、翻译界等各方在普遍关注的同时，围绕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内容丰富多元，包括文学外译模式与内容、翻译策略与方法、翻译主体与责任、译介机制与接收效果等。从根本上看，针对中国文学外译的一系列讨论大都可归于批评的范畴，其中既有一定的共识，也存在不同观点的交锋。

上文提到，德勒兹认为事件就是“一系列独特性和奇点”，事件中的问题由奇点所确定，而在齐泽克那里，“事件乃是一个激进的转捩点”(齐泽克2016:211)。如果说德勒兹强调独特性，齐泽克则强调转变。在《事件》中，齐泽克概述了近代早期人们在对于运动的理解上发生的认识架构变化，借以说明事件的性质，他写道:“中世纪的物理学理论认为，推动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静止是物体的自然状态，物体受到外力的作用产生运动，当外力消失，物体便逐渐减速以致停止。为了维持物体的运动状态，我们必须持续对其施加推力，而推力则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东西。［……］这样看来，如果地球在不断转动，为什么我们完全感觉不到它的运动?哥白尼无法给出这个问题的满意回答……伽利略则认为:我们能感知的不是速度，而是加速度，因此地球的匀速运动并不会被察觉。物体运动的速度只有在受到外力时才会发生改变，这种对于惯性的全新认识，取代了旧的推动力观念。”(齐泽克2016:12-13)借此，他明确提出，“在其最基础的意义上，并非任何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都能算是事件，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们借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齐泽克2016:13)也就是说，在事件中，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事物本身，“转捩点改变了事实所呈现的整个场域的面貌”(齐泽克2016:211)。

翻译路径的变化，必然要求我们看待翻译、评价翻译的方式也发生改变，以“外译中”翻译经验和思考为基础的翻译研究与批评应将目光转向“中译外”活动，从中国文学外译的基本特征、涉及要素与核心诉求出发，以期形成新的理论思路，达到对翻译活动新的认识与把握，从而推动中国文学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转捩，即转折，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改变原来的方向、形势等。而改变原来的方向，就意味着寻求并确立新的方向。作为一个“转捩中的事件”，中国文学外译批评面临巨大挑战，但无疑也成为推动翻译理论深化的机遇。

把握这一契机，译学界立足于深入考察、积极探究中译外活动中遭遇的困难与困惑，就其中凸显的翻译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重新审视。相关讨论中，尤其是伴随着葛浩文式翻译所引发的不同观点的对立，翻译策略的制定与翻译方法的选择成为各界深切关注的一个焦点。有学者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现阶段的中国文学外译不能强求“忠实”，因为“在缺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一味坚持‘原汁原味’、‘本真原貌’，只会造成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阻碍”(姜智芹2014:159)，而应采取适度“改写”的策略，力求为文化认同奠定基础。另有学者反对僵化地看待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期待与理解力，主张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已逐步深入的今天，翻译方法的运用不应一味固守归化原则，因为“许多在霍克斯时代倾向于归化的东西，现在异化翻译已经完全可以为译入语读者接受，甚至期待了”(张春柏2015:13)。文学评论家却直言“葛浩文式的‘偷天换日’的‘改写’，实在太不严肃，太不诚实，简直近乎对外国读者的欺骗”(李建军2014)。究竟应该坚持“信”的原则，忠实于原著，还是以读者接受为主要考量，采取连译带改式的“变通”翻译方法?文学界、翻译界、评论界对此莫衷一是，往往各执一词。同样的问题性或问题化倾向也涉及翻译的文本选择、价值取向、读者接受、译介效果等诸多翻译根本性问题。例如，问题之一:应该翻译什么?也就是说，代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文学?到底是被认为面向“小众”、难免曲高和寡的经典文学，还是更易于被外国读者接受并喜爱的通俗文学或类型文学更应该“走出去”?问题之二:翻译应有的价值如何体现?面对中国文学文化在翻译中被误读、被曲解的质疑，翻译究竟如何展现自身价值?问题之三:如何看待读者接受在文学外译中的意义?以外国读者的审美旨趣和阅读期待为导向确定翻译方案?抑或相反地通过原汁原味的翻译引导读者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认识与接受?问题之四:中国文学如何才算“走出去”?面对整体译介效果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到底以何标准来判断中国文学是否“走出去”?海外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是否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与否?

针对这些问题，尤其在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的必要性、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法及中国文学外译的接受这三个重要方面，译学界以敏锐的学术目光、冷静的理论思考重新予以审视，澄清误解、深化理解，就新世纪处于关键转变时期的翻译活动形成了合理而有价值的认识(1)。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文学外译的评价与思考深刻揭示出，上述种种问题不仅涉及文化交流的途径、模式与方法，更深层次地关系到文学译介的立场与根本诉求。换言之，所谓途径、模式与方法的选择，从根本上取决于并反映着文化交往中如何看待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立场，说到底是个翻译伦理的问题，其实际指涉的是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即如何从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平等交流、共同发展这个开放的视野下来认识与理解翻译?因此，必须警惕“对翻译的单向性定位”以及由此导致的“某些狭隘、功利和单向主义的翻译观念与翻译行为”(刘云虹、许钧2017:59)。正如许钧所明确指出的，“我们应该看到翻译的交流与沟通作用对两种文化都是非常有益而必要的，双向平等交流，这不仅是翻译文化价值得以实现的保证，更是各种文明真正得以交流互鉴、通过他者之镜认识自身并丰富自身的保证。”(刘云虹、许钧2017:59)随着中国文学外译评价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界越来越意识到唯有从中外文明交融互鉴、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高度定位中国文学外译，才能促使中国文学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得到真实有效的传播，也才能真正实现文学译介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根本目标。这些认识无疑对新的历史语境下深化翻译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翻译批评事件对建构与创新翻译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并非自行生成，而是需要进行构建。那么，如何构建翻译批评事件呢?从上文的举例分析中可以看出，翻译批评事件的生成是环境、问题、主体等主客观多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而言，翻译批评事件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翻译批评事件的构建需要一定的契机。批评事件的发生固然离不开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但能否把握时代和环境提供的机遇，则具有决定性作用。把握契机，在于密切关注翻译现实，抓住典型案例。《红与黑》汉译讨论之所以能成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翻译批评事件，关键正是抓住了新时期汹涌澎湃的文学名著复译热潮。试想，倘若没有对翻译现实的敏锐关注，就不可能将舆论对《红与黑》汉译的热衷演化为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讨论，并使之成为浓缩文学翻译的种种“曲直是非”、沟通翻译场域各主体要素的一次批评事件，也就无法形成“中国当代翻译史上很值得书写的一章”(赵稀方2009:228)。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文学外译批评事件同样抓住了新世纪近十年来翻译所经历的重大变化，关注翻译界、文学界、汉学界、评论界等各领域对中国文学外译相关问题的探讨与评价，尤其是紧扣其中围绕葛浩文及其翻译所产生的争议、误解与困惑，对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中译外案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有学者通过具体实例分析或重要文献解读，并结合葛浩文的生平及文学翻译实践经历，对葛浩文翻译观、翻译思想与翻译原则进行整体把握;有学者着重探讨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策略、方法及其译文呈现出的个人风格与基本特征，尤其关注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葛浩文翻译中的“误译”及葛浩文翻译策略的历时演变等问题;也有学者侧重于对葛浩文代表性译著的文本分析，通过细致深入的文本考察，或从叙事模式的转变、概念隐喻的处理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等维度揭示译本的整体风格特征，或以更为宏观的视角观照译者-作者-读者之间的视界融合、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及翻译与世界主义、文学文化民族性等问题。正是由于学界的积极反应与理论意识，葛浩文翻译这一在中国文学外译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应该说已经超出个案层面，彰显出某种普遍意义。从典型案例的关注与探讨到翻译根本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再到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进程中翻译的价值导向与伦理坚守等深层次问题的揭示，中国文学外译批评为翻译理论研究在新形势下的拓展与深化创造了可能。这一事件仍在生成之中，其推动翻译理论建构的力量也将持续展现。

其次，翻译批评事件的构建离不开问题驱动。上文提及，德勒兹认为事件本身具有问题化倾向，同时他强调“只有在问题中才能谈论事件”，“只有把事件作为某个问题域中展开的独特性才能谈论事件”(Deleuze 1969:72)。在《红与黑》汉译讨论和中国文学外译评价这两个批评案例中，不难发现，正是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及围绕问题进行的探讨推动整个事件的发展，进而走向翻译理论的建构之途。问题意指需研讨并加以解决的矛盾或疑难，有问题才能激发思考，有思考才能导向创新。相比可能找到的解答，问题本身或许更具价值，因为问题中包含的质疑与分歧构成了认知不断进展的前提条件。德勒兹甚至说，“解答不会取消问题，而是相反地在问题中找到继续存在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解答将毫无意义”(Deleuze 1969:72)。事件的构建需要有问题施予驱动力，并且这一驱动力会随着新的问题化倾向的出现而持续存在，不断推动事件的生成。例如，在关于林纾翻译的批评事件中，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的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所著《林纾冤案事件簿》一书及其旗帜鲜明的观点便可视为一个新的问题。该书以追查事实真相，澄清林纾所受的不公正评价为主旨，力求对林纾的翻译进行重新评价。郑振铎1924年发表的《林琴南先生》是一篇关于林纾的重要评论文章，影响十分深远，此后各个时期的林纾翻译研究与评价基本未见实质性突破。郑振铎在文中批判林纾将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戏剧改译为小说，他指出，“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的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并由此认为“林先生大约是不大明白小说与戏曲的分别的”(郑振铎2009:142)。在樽本照雄看来，这一评价完全是一种误解，构成了“林译小说冤案的原点”(樽本照雄2018:367)，因为林译所依据的并不是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在林译和原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他人将原作改成小说的英文书籍。在他看来，导致林纾“冤案”的原因一是郑振铎“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做出了经验性误判;二是“后来的研究者也只是追随郑振铎，不做检验的尝试”(樽本照雄2018:306)。史实考证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就翻译理论而言，日本学者借由不免触目惊心的“冤案”判定所提出的实际上是翻译中的转译问题。在翻译研究领域，转译并不是新颖的论题，然而在近百年的林纾翻译评价中，转译问题的考证与提出却以“奇点”的姿态彰显出其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深刻认识与理性评价林纾的翻译带来新的路径，提供新的驱动力。

最后，翻译批评事件的构建依赖于主体的意图与策略。批评是一种主体性的精神活动，主体无疑是翻译批评事件生成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无论把握契机、抓住典型案例，还是提出并力图解决问题，都离不开翻译场域内各相关主体的积极参与及主体间的密切互动。就《红与黑》汉译讨论而言，有翻译家、翻译理论研究者、出版人、媒体和众多读者等;就中国文学外译批评而言，有翻译家、翻译理论研究者、作家、汉学家、文学评论者和媒体等。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认为，“没有自然的事件，也没有中立的事件。在自然或中立状况下，只有事实。事实与事件的区别归根结底在于自然或中立形势与历史形势之间的区别。”(Badiou 1988:199)因此，他指出，“任何事件都在某种历史形势中占据一个可彰显其独特性的位置”(Badiou 1988:200)。事件取决于形势的历史性，而某种特定的历史处境必然与其中发挥能动作用的主体紧密关联，可以说，事件的构建不仅需要主体的参与和互动，更依赖于主体的非中立性意图与策略。这对翻译批评而言尤为重要，因为翻译批评的价值正在于彰显其理性与导向性。作为一场有组织地推进的翻译批评事件，《红与黑》汉译讨论之所以取得成功并形成广泛影响，关键的一点就是事件主体，尤其是组织者的主观意图、追求及其采取的策略。首先，问卷调查既是批评形式上的创新，同时也实实在在地为沟通译者的翻译追求、理论研究者的翻译思考与读者的审美期待搭建了一个平台，读者反馈的意见“尽管多是自发的经验积累和直觉指导下的漫谈，却恰恰为我们象牙塔里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层面”(许钧、袁筱一2011:73)，甚至颠覆了某些译者对读者喜好的主观判断。再者，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学者提出的所谓“假问题”说倒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在《红与黑》事件中，“直译”与“意译”的对立不过是用以组织读者调查的一个切入点、一种可操作的方式，或者说只是一个表面问题，其背后指向的“真”问题是翻译的立场与伦理。事件组织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红与黑》汉译讨论展现和评价的并非某种方法及其结果的优劣，而是促使方法选择与结果产生的那个翻译立场。

翻译批评的价值毋庸置疑，在当前翻译重要性日益凸显、翻译活动越来越呈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背景下，翻译批评在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两个层面所具有的作用显得尤为不可或缺。从事件的角度考察翻译批评，同时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推动翻译批评事件的构建，可以有助于探寻并进一步彰显翻译批评的建设性，以推动翻译理论研究，进而促使翻译活动更健康、有效地开展。对此，翻译界应予以关注。如齐泽克所言，事件是“一个激进的转捩点”，是“一种被转化为必然性的偶然性”，事件不仅改变事物本身，也改变着事物所在场域的秩序，也就是说，“事件产生出一种普遍原则，这种原则呼唤着对于新秩序的忠诚与努力”(齐泽克2016:211-212)。在世界日新月异的今天，在翻译事业蓬勃发展却潜藏种种危机的当下，具有建构性力量的批评事件或可为翻译批评带来新的活力，为翻译理论创新带来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