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周领顺，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对比与翻译批评。

高晨、丁雯、杜玉、周怡珂，扬州大学学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批准号：15AYY003）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中国乡土文学的海外译介一直是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而乡土文学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乡土语言来呈现的，因此研究乡土文学的翻译，就必须研究乡土语言的翻译。本文以乡土文学的流变及其主要特征为切入点，对乡土语言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乡土语言的范围。同时，本文在对乡土语言翻译研究现状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开展乡土语言翻译研究需要进行同一汉学家不同时期译作的纵向考察、不同汉学家译作对比的横向考察和评价模式升华后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应用等三条研究路径。

关键词：乡土文学；乡土语言；翻译研究

一、“乡土文学”（乡土小说）及其主要特征

 乡土文学（或曰“乡土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和种类，最早出现于19世纪20、30年代。

 意大利作家维尔加（Giovanni Verga, 1840-1922）自1874年发表《奈达》伊始，陆续创作了《田野生活》、《乡村故事》、《马拉沃利亚一家》、《堂·杰苏阿多师傅》等。他以故乡西西里岛为背景，真实地描绘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从而掀起了意大利19世纪末乡土小说蓬勃发展的高潮；在美洲，19世纪美国乡土小说的先驱者J·F·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以自己的边疆小说饮誉文坛，W·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9—1859）和擅写西部文学的B·哈特（Bret［t］ Harter, 1836—1902）也是早期乡土小说的中坚，而一度在加利福利亚为B·哈特工作过的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03-1864），也采用了乡土小说的手法描绘家乡密西西比河的乡村生活。

 兴起于南北战争后的乡土小说，其体裁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工业文明的文化背景为参照，以地方特色、方言土语、社会风俗画面取悦读者，从而成为流行于美国的文学形式。这些作品“着重描绘某一地区的特色，介绍其方言土语，社会风尚，民间传说，以及该地区的独特景色”^［1］。20世纪，以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为代表的“南方小说”，在乡土小说的载体上进行着现代小说表现形式与风俗画面相融合的形式创造。拉丁美洲既有“土著主义”的乡土小说，也有现实主义“乡土情结”的乡土小说，令全世界为之侧目；在俄罗斯文学中，从高尔基的作品开始，产生了“返乡题材文学”和“迁居题材文学”，这些小说均属于世界性的乡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比肩的法国文学，运用乡土小说这一载体，创造了世界小说名著中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从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批判现实主义的“外省风俗描写”到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冷峻的自然主义田园风光的描绘，甚至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的乡镇村民们风土人情的摹写，莫不是充满着浓郁乡土色彩的风俗画。可以说，“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乡土小说作为世界性‘乡土文学’的一支，已经用‘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奠定了各国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以及最基本的要求。它不能不影响着中国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20世纪乡土小说的理论与创作实践”（丁帆，2007：9）。在中国，周作人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主张。他认为，“越是本土的和地域的文学越能走向世界——‘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丁帆，2007：12）。而茅盾早在1920年代初就倡导“乡土文学”，并特别强调小说的“地方色彩”。概括地讲，无论是周作人、茅盾，还是鲁迅的乡土文学思想，都基本上与世界乡土文学的理论描述相一致，“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永远是乡土文学最基本的风格特征。

 “地方色彩”指的是乡土气息较浓的文艺作品所具有的一种艺术特色。作品描绘某一地区所特有的社会风气、乡土人情、自然风貌，并适当运用方言土语，形成一种地方色彩，有助于真实、生动地反映某地区的社会生活，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风俗画面”指的是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沿革下来的风气、礼节、习惯等构成的风情画面。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地方色彩”涉及“方言土语”的运用，而“风俗画面”的表现虽然不排除方言土语的因素，但终究不属于语言课题研究的基本范畴。“乡土文学”是通过各色各样的“乡土语言”加以表现的，因此研究“乡土文学”的翻译就必须研究“乡土语言”的翻译，维护乡土语言的本色，便是维护了乡土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存在的根本所在。

 

二、“乡土语言”及其研究范围

 “乡土语言”是“乡土文学”的载体，它被用来表现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而“乡土语言”是对于熟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俚语、成语、格言、俗语和方言的高度概括。

 熟语是“语言中固定的词组或句子。使用时一般不能任意改变其组织，且要以其整体来理解语义。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惯用语、歇后语等”（《大辞海•语言学卷》2003年版），如“慢条斯理、不尴不尬、乱七八糟、八九不离十”。熟语也常被称为习语和俗语，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习语“就其广义称谓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惯用语、俚俗语、成对词，等等……汉语习语不仅包括四字格成语、典故，也包括三字词组居多的惯用语，还包括来自民间以短句居多的谚语、歇后语等口头俗语。”（殷莉，韩晓玲，2007：21）俗语不仅以独特的形式表现某种文化的语言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曲彦斌（1996: 148-149）认为，俗语“一词是汉语的固有词汇，具有自己的特定含义和文化底蕴，其‘俗’不仅具有通俗的、大众的、约定成俗的俚俗的等语义，尚有民俗的意思。”熟语（习语、俗语）突出表现为“俗”上，而方言也有“俗”的一面，它是“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方言指一种语言所有类型的变体，比如韩礼德（Halliday）就具体将方言分为时间方言、地域方言、社会方言和个人方言四种。（Coupland, 1978:35）

 就“俗”而言，俚语尤甚，《韦氏大辞典》（第1版）（Merriam-Webster Collegiate Dictionary）甚至将俚语（slang）释义为“一种低级、庸俗缺乏表现力的语言”。俚语一般指通俗的口头词语，常带有方言性。“俚语一般由新词或某些修辞格组成，其主要特点是追求新颖、形象生动，它的本质在于分布广泛却又处于公认的语言标准范围之外”（王旭东，2010），如汉语中的“哇塞、不靠谱、绝倒、纯爷们儿”。俚语主要表现为“俗”，而被称作俗语的，是“通俗并广泛流传的定型的语句，简练而形象化，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惯用语是“熟语的一种，常以口语色彩较浓的固定词组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多用其比喻意义，如‘开夜车’、‘扯后腿’、‘卖关子’等。”（《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黄伯荣、廖序东（2007：269）将惯用语表述为“口语中短小定型的习用的短语”。成语也是“熟语的一种。习用的固定词组。在汉语中多数由四个字组成。组织多样,来源不一。有些可从字面理解,如‘万紫千红’、‘乘风破浪’；有些要知道来源才懂,如‘青出于蓝’出于《荀子·劝学》,‘守株待兔’,出于《韩非子·五蠹》。”（《辞海》，1999年版）谚语也归为熟语。它是人们日常工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其内容精辟、寓意深邃，具有广泛的感染力，“在民间流传的固定语句，用简单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如‘风后暖，雪后寒’、‘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歇后语是由我国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一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的特殊语言形式。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句话，前一部分像谜面，后一部分像谜底，通常只说前一部分，而本意在后一部分。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外甥点灯笼——照旧（舅）。’”（《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歇后语独特的语言结构形式很难在其他语言中找到相匹配的表达方式。

 格言未必很“俗”，它往往是“含有劝诫和教育意义的话，一般较为精炼，如‘满招损，谦受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格言又称箴言，是聪明人的智慧、人生经验和规律的总结，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在语言形式上，格言是相对完整、相对独立且短小精炼的句子。格言常被人们记挂于口，用于佐证自己的观点，所以也就了通俗的一面。

 至此我们发现，熟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俚语、成语、格言、俗语和方言等都具有共同的特征——“俗”或“土”。正如张旭（2015）所说的：

 这种民间话语的最大特点便落在一个“俗”字上，这个“俗”字可以同时作“通俗”“低俗”“粗俗”等义解。这类话语形式鲜活，语域广泛，它们往往是简洁精练又通俗易懂，长期为汉民族所喜爱。因此，如何将这种雅俗共赏的话语传译过去，是译本能否有效地感染目标语读者和观众的一项重要因素。

 所以笔者将“乡土语言”译为folk language。至于最终确定为“乡土语言”，是为了与“乡土文学”的称谓保持一致之故。概括地讲，“乡土语言”是指一切具有地方特征、口口相传、通俗精炼，并流传于民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我们开展的国家社科基金“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重点课题，专注于“乡土语言”的翻译和传播研究，属于国家中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与周作人所主张的“越是本土的和地域的文学越能走向世界”的思想并行不悖。鉴于熟语、方言等文化特色词所拥有的“土”特征，而“土”味自然也就成了我们进行语料分析和研究的立足点，至于具体的语言材料是叫做熟语、惯用语，抑或其他，并不影响课题的顺利进行，因此诸如此类的语言学标签将一概弃而不用，只不过在进行相关文献检索时，仍要以具体的语言学称谓为切入点，毕竟“乡土语言”之总称谓只限于本课题的使用。

 

三、汉语“乡土语言”翻译的研究现状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

 熟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俚语、成语、格言、俗语和方言等词语的翻译研究，用力不均。截止到2016年2月（下同），在中国知网上按主题搜索“方言翻译”，只有897条文献，而输入“方言英译”只有89条。“文化专有项”或“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数量比较庞大，但与我们的研究虽有交叉之处，其主体并不属于本课题的研究范畴。

 方言翻译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它主要包括方言翻译案例的批评和解释性研究、方言翻译方法和转换机制研究等几个方面，更多的讨论关注的是方言的翻译方法，“方言对译法”和“口语对译法”两派观点，截然对立。张谷若（1980）是主张“方言对译法”的代表人物，他提出可以用译语中的一种方言来翻译原文中的方言，而韩子满（2002）则认为使用汉语通俗表达法和加注，是处理英语文学汉译的一种比较现实的办法。当然，还有人提出将“方言对译法”和“口语对译法”结合起来。王恩科（2015）认为要将方言翻译问题区分为该不该互译和如何翻译两个不同的层次，才能解决两个层次并归所导致的矛盾。同时他也将读者因素归入方言翻译的研究中，认为描写性的理路是深化方言翻译研究的有效途径之一。桑仲刚（2015）还基于活动理论，解释了方言翻译的策略选择机制。

 熟语的涵盖范围比较广，因此对熟语英译的研究就是对于成语英译、谚语英译、歇后语英译、格言英译、惯用语英译和俗语英译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上按主题搜索“成语英译”，有345篇文献。在这些文献中，有关于成语误译分析的，如喻家楼和方媛媛（2001）；有关于成语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研究的,如陈芙（2006）；有提出成语英译原则的，如巫和雄（2009）等。而谚语的英译是翻译界的一大难题。在中国知网上按主题搜索“谚语英译”，只有114篇文献。在现有的文献中，对谚语英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于谚语英译策略的研究，如谢孝兰和李静（2006）、许霞和戴玉群（2014）等。格言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特色，但有关其英译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上只查到36篇文献，而“惯用语英译”只有28篇文献。特别是作为中国文化特色的歇后语，在对外交流中更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近年来的研究视角纷呈，比如卜爱萍（2014）的模因论视角、张丽丽（2014）的翻译生态视角、周风琴（2015）的接受美学角度研究等。

 有关汉语俚语的英译研究同样寥寥。比如，卢艳春（2005）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出沙博理对《水浒传》中的粗俗俚语绝大部分都达到了“语用对等”原则；谢宁宁和廉雅君（2008）就历史背景对中英俚语的影响做了分析，并且对中英俚语的翻译方法做了对比研究，等等。

为更全面、更客观、更系统地开展本课题的研究，我们自建了一个基于葛浩文英译莫言十本小说“乡土语言”的语料库，利用语料库，将有效解决众说纷纭的一些问题，比如：葛浩文的翻译是他自己所宣扬的以意译为主吗？葛浩文的翻译是“连译带改”吗？葛浩文的文化身份怎样？诸如此类，我们将依据事实出现的比率，作出客观的评价。我们将采取三种研究路径，即1）纵向考察（将不同时期的葛浩文翻译作对比，或者说是以不同时期葛浩文对于相同、相似原文的英译，寻找差异的原因）；2）横向考察（将葛浩文与别的汉学家的翻译作对比，包括对于相同语料和不同语料的翻译研究，升华科学的评价模式）；3）模式升华后的应用研究（即把升华的评价模式，用于评价和改良葛浩文的既有译文、其他汉学家的译文，特别是中国人的译文（比如《中华汉英大词典》的译文），并进一步将评价模式用于指导新的、未经翻译的大量汉语“乡土语言”语料的翻译中，从而为更加有效地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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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4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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